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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七事变与九一八事变有什么不同

点击次数:59  更新时间:2019-07-09 20:14 
   
在后人的通常印象中,七七事变是日本全面侵华的开端,九一八是日本侵略中国局部东北的开始。似乎没什么大不同。 然而,就两场事变的“主谋”与“发生”对比,却可以说是有着大不同。 七七事变与九一八事变有什么不同

一、主谋。九一八事变是关东军一些青年军官策划已久的战事,以石原莞尔为首的少壮参谋为此进行了精心策划。而七七事变却是没有具体策划人的战争。上上下下,日军均无人对这场战争的主谋角色予以认领。

193777日,卢沟桥事变爆发,日军全面侵华。谁下的命令?不知道。有人说,是时任陆军大臣杉山元。但查遍史料,虽然可以知晓杉山元是个战争狂热分子,但在七七事变发生时,却没有杉山元扩大战事指令,日本自始至终,也没有对华公开宣战

二、发生。九一八既是策划,那么它的发生是必然的。而七七事变没有策划,所以事发偶然。为什么扩大战事,要不要扩大战事,在日本国内一直争议不休。

反对全面侵华的声音不少。比如制造九一八事变的主谋,日本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。对中国不主张一口吞掉。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,没战略价值资源,占领成本高于发动战争本身。

还有海军大臣米内光政,1937年,卢沟桥事变爆发后,他命令战舰不得冒进:“陆军作战范围不会超过永定河和保定一线”,坚决不出兵帮助陆军对华扩大战事。

而有着“海国男儿”之称的井上成美更为冷静,他不但反对全面侵华,甚至还主张从中国撤军,与中国修好。

提到山本五十六,就更令人惊诧了。他与石原莞尔没有多少往来,却出乎意料地赞同石原莞尔不同意扩大对华侵华的主张。“七七事变”后,也不同意全面寝华。

除此之外,还有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的长谷川清。七七事变刚爆发,他就发表声明,不同意扩大对华战争。此后,多次致电日军高层阐观点,斥责陆军“愚蠢,不负责任”。

海军有明白人,陆军也有。

参谋本部参谋次长多田骏,就反对扩大对华战争,他认为日本真正的敌人是北方俄国人,过分压迫中国只会令日本真正敌人做大。他主张通过和蒋介石谈判解决问题。参谋本部深知,要占领中国全境,日本至少需要65个师团,而以当时日本的实力,只能组织17个师团。兵力相差甚远。

还比如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。竟然也是个理性的日本军人。和普通的傲慢无知的日本军人不同,他从青年时期就在中国长期居住,参加了中国许多重大的军事事件,对中国和中国人有着相当的研究。

就因为了解中国人,他不像一般的日本人认为中国人软弱和不堪一击,他认为中国人一旦有一个核心领袖,加上遇到民族的重大危机,原本分裂的各部就会立刻团结起来并且挥令世界惊讶的巨大能力,改变以往文弱的态度。

所以在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时候,还是师团长的他,坚决主张不扩大的原则。

他认为日本占领东北刚刚五年还无法有效消化,当时通过塘沽协定夺取华北特权已经是能力之外的举动,“此乃帝国所能消化掉的最大成果和极限”。如果全面侵华很容易陷入残酷的持久战,这对国小并且资源贫乏的日本是极为不利的。

然而,不赞成扩大对华战争的冈村宁次,最后却当上了日本侵华军总司令。这是为什么?

因为国家已不受他们控制。

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史学家赫伯特·比克斯撰写的《真相: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》一书,记述了日本讨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,“天皇从一开始就默许,并在事后明确追认了他们的行动”。在法西斯化的日本,天皇认定三流狂士最为忠诚,所以大多情况下,也和暴走族站到一起。

在这种情况下,理性的声音被疯狂的叫嚣湮没。

史料记载,七七事变爆发后,此时在日本休病假的石原莞尔向日本内阁提出救急之策——

“此时应断然将我华北全部驻军一举撤至山海关一线,近卫首相亲飞南京,与蒋介石促膝长谈,解决日中之根本问题。”他还留下一句经典评价:“对华战争的结果,将危如西班牙战争中的拿破仑军队同样,陷入沼泽而成破灭之伏笔”。

当然,策动侵略中国东北的石原莞尔并非和平使者,他不是为中国而是为日本着想,他只是个不失理性有战略眼光的稳征侵略者。但是,这个稳征派已经跟不上军部战争狂同僚暴走的脚步。时任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一开始对石原等人建议还算认同,派特使前往上海准备与国民政府接洽谈判。但法西斯日本下克上的毛病又发作了,首相特使被日本宪兵扣押在境内不许出国,傀儡性格的近卫文麿不得不打消念头,宣布“不以中国国民政府蒋介石为谈判对手”。

回天无力的石原莞尔望洋兴叹,大骂“遇此危机而优柔寡断,灭日本者近卫也!”

此后,理性的石原莞尔在军中渐渐失势, 1937927日,日本军部内部改组,石原莞尔离开参谋本部,被降职到关东军担任副参谋长,从此淡出军界主流人群。

当然,尽管有些具体内容的不同,但是从日本方面讲,动因却并无二致。都是日本特殊体制助长下的侵略野心膨胀的必然结果。九一八时,日本由宪政变为军政体制,七七事变时,变本加厉军国化,军政激进到法西斯化体制。 用日本学者井上寿一的话来说,日本此时出现了社会系统失调,用更直白的话来说,就是群体性抓狂。先是海军大将出身的首相斋藤实去除政党政治搞了“一致内阁”,后是贵族首相近卫文磨出台了大赞翼政会,从“一致内阁”到整个国家只有“一个组织”,集体效忠天皇,全国向军人看齐,局势完全不受内阁控制。史料披露,七七事变第四天,近卫还准备和中方签署停战协议,但不就陆军省又不干了,继续扩大战事。 全面战争爆发后,日本国内国民态度也耐人寻味。他们不是游行呼唤和平,而是积极慰问前线士兵。前线和战后出现了日本式互动。前线日军拼命进攻中国领土,而后方日本国民充满乐观,出现了繁荣的经济生活场景,消费增加,歌舞升平。根本不需要过紧日子,甚至这场战争,还提升了他们过上了好生活。 这与后来日本与美国的开战完全不同。中日战争,日本越打越富,日美战争,日本却越打越穷。所以也可以说,七七事变的甜头让日本走向了不归路。 七七事变被被扩大化后,被下层激进军人刺激起来的杉山元野心膨胀,信誓旦旦地向日本裕仁天皇保证:“三个月内解决中国问题。”

杉山元的算盘,是在三个月内迫使中国政府求和。结果一个淞沪会战就打了三个月,杉山元的计划彻底落空。虽然之后中国沦陷了首都南京,但国民政府退入内地,依然不屈服,解决中国事变遥遥无期,杉山元这时才真正知道中国的辽阔无边和中国人抵抗的坚韧意志,不得不辞去陆军大臣一职,以向日本君民交代。